从电影《八佰》点映以来，已经半个月了。

这是部悲壮的片子，在现实里，它还承担着另一重悲壮：《八佰》的上映整整延迟了一年，这次率先杀上线，也是支血勇的孤军。

业内人士告诉说：它的票房表现，对整个电影行业上下游都至关重要。准备在国庆定档的大成本国产片，都盯着它的上映情况，不理想的话，那就得回撤春节档了。

另外，影院每开业一天，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，只有真正大片的良好票房和持续排片，才能让它们都考虑复工。

从去年开始，有关《八佰》的争议不断。有人说，这件事儿就不值得拍，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。还有人说，要拍也不该这么个拍法。

《八佰》是部商业类型片，管虎用弓马娴熟的多线叙事，实现了很高的完成度。这部片子还是中国第一部完全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，全球只有五六十台这种摄影机。主创面对的，有很多是商业和技术问题。

商业广告中的民族共识

咱们不急着下结论，先换个角度：假定这是一部商业广告怎么样？

你可别瞧不起广告，我先给你讲一支了不起的广告。很多人记得它的广告语：“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”

这是铁达时手表30年前在香港投放的一支电视广告。全片一共2分37秒，是周润发、吴倩莲主演的，讲的是抗战时代的一位飞行员，和妻子以一块手表为定情信物，表的后盖刻着“天长地久”。

日军的轰炸机飞过城市上空，飞行员登上战机而去。他的妻子拿着两个人在《魂断蓝桥》海报的合影，独自等着他归来。

细心的网友考证出来，广告里的一切细节，都符合历史真实，发现背后有一个壮烈凄美的真实事件：

这位飞行员叫刘福洪，是河北人，他在1939年完成了轰炸日军机场的任务后，返航时飞机故障失事。他的妻子陈影凡闻讯后服毒殉情，被抢救过来之后，又用手枪自尽。

这部短片的制作人是香港著名广告人朱家鼎，也就是影星钟楚红的丈夫。朱家鼎没有去炒作这段故事，只是把自己对历史和刘福洪夫妇的敬意，深深埋藏在了一个标准的商业项目里。

这支广告卖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用专业的传播手段，在传递一种宝贵的东西——就是两岸三地人民对这段历史的共同记忆、共同情感，这是一种共识。共识是让民族称其为民族的东西。

古巴的民族独立战争领袖何塞·马蒂说：“祖国就是人类，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，并在其中诞生的那部分人类。”话说得很美，因为他同时也是拉美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。

在我的体验里，民族的诞生，就是距离最近的人，不断重温共同记忆，讲述共同故事的过程。用广告讲还是用商业片讲，不重要。

蒋介石的国际广告

这场四行仓库保卫战，也是这类问题的注脚。我给你说说这场战斗前后的事情：这是一场必输的战斗，为什么还要打呢？因为它的初衷就是一支定时定向投放的广告。

1937年，上海爆发的“八一三事变”，是淞沪会战的开端。所以电影《八佰》一定要在八月中旬上映，既是纪念“八一三”，也是纪念“八一五”的抗战胜利。淞沪一战，80万中国军队对阵30万最精锐的日军，仗打到10月底的时候，中方确实顶不住了。

10月25日，上海的大场防线被突破，只能全军撤退了。在这场残酷的会战里，蒋介石下了血本。他号称总裁，其实节制不了拥兵自重的各地军阀。他命令自己的嫡系王牌八十八师留下死守。

这时候，历史版本就分岔了。这个师长的回忆录里说，自己据理力争，不愿意做无谓牺牲，还是不得不留下一个营。也有人说他耍了花招，让一个营做自己的垫背。

至于蒋介石这么干，有明确目的。几天以后，比利时会举行包括美、英、法在内的《九国公约》签字国会议。他希望靠一支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战斗，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干预。这在很多史料和他自己的日记里，都提到过。

所以你看，蒋介石是不是等于是用这支军队的人命，在打一支国际广告？他这个算盘，在日本人面前是明牌，日本自信战争工业和美国的利益捆绑很深，英美不会插手。

 两种版本的四行仓库保卫战

总之，历史聚焦在这一个营的将士和四行仓库这个地方，让这里承载了整场战役的分量。蒋介石的国际广告没有发挥作用，但这场大战役里的小战斗，却被不断放大，成了维系民族共识的载体。所以，电影也对那些所谓高层一带而过。

留下来的这个营编号五二四，一共452人，带队的是团附谢晋元，对外号称800人，为的是迷惑日军。他们防守的这座四行仓库，就是原来的师部，这里地形有利，三面被日军包围，南面和英租界相连，当时日本人还不敢动租界。

接下来的故事，也有两个版本，我先说更动人的那个。

10月27日，全营将士进入仓库布防时，谢晋元让人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下来，他希望这份名单传递出去，等到大家全体殉国，可以优待烈士家属。

10月28日，日本人想出来一个办法：让十几个突击队员举着一块钢板挡子弹，想从底楼炸开墙体。

这时，一位叫陈树生的烈士在身上绑满手榴弹，拉开导火索，直接从窗口跳下去，与下面的日军同归于尽。谢晋元持枪在窗口射击，泪如雨下。

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，陈树生是湖北利川人，他已经在一件白汗衫上给远方的母亲写下血书：“舍生取义，儿所愿也！” 像这样的遗书，四行仓库里一共有298封。

在电影《八佰》里，这个场景被处理成：许多战士捆满手榴弹，用各种各样的口音，喊着自己的家乡和名字，从窗口跳下去。这种放大，就是类型片的手法，它在故事线里有明确作用，对观众感情的调动效果，是可以清晰预计的。

同时，还有另外一种艺术片的选择，就是近距离、冷静地去拍陈树生一个人，不把场面搞大，不故意催泪，而是用细节去呈现人物内心。在生死面前，谁都会恐惧和犹豫，然后才做决断，这个完整的自我救赎过程，是艺术片感兴趣的。

从效果说，拍一群人的义无反顾，强烈；拍一个人的冲突抉择，深刻；这背后的区别，关乎很多的具体考量，不只有艺术这一个维度。

亲历者的讲述也更倾向这个版本。我在「每天听本书」解读过一本上海当地人写的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，原书有许多事实错误，但也正好代表民间记忆质感，书里说：

有一支中国军队在顽强地打鬼子，让陷入绝望的上海市民非常振奋。双方的火力猛烈得无法形容。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只好堆积在河岸，一点也送不过去。上海的市民，世界各国的记者，都在隔岸观战，对八百壮士脱帽致敬。

有人用旗语问他们需要什么援助，对方回答：“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一面国旗。”有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，用油布包着一面国旗，跳入苏州河，把国旗送到了他们，不一会儿，这面国旗就飘扬在仓库之上。

下面该说另一个版本了。

在这个版本里，送旗的事应该有，但不可能游泳渡河。实际战况也没那么激烈，日军只留下了几百人和一两辆坦克攻击四行仓库。根据几个版本考证，双方的死伤在一百人左右。

战斗的结局，是电影所演的那样。中国孤军由于种种原因，撤进了英租界，被英方软禁了起来。受伤士兵获得了救治，平安归来的有355人。

他们接下来的遭遇很凄惨，几年后，日军占领了英租界，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折磨，最远的被送到了新几内亚去做苦役。谢晋元在拒绝了汪伪政权劝降后被暗杀。

电影没有讲这个结局，可能是觉得太低落。其实，这段经过也自有力量。租界里的八百壮士为纸醉金迷的孤岛上海保全了血性。在他们囚禁期间，每天都有上海市民前去看望，向谢晋元鞠躬致敬。

历史与诗，如何取舍？

现在，把这两个不同侧面的版本放在一起，我们以传递共识为目标，讲一个故事，该怎么选？

如果强调真实的话，比电影里更惨烈、更悲壮的事儿，在此之前发生过了。在淞沪会战里，中国军队每天伤亡成千上万人。

参战将官郭汝瑰当时在遗书里说：“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……如阵地失守，我就死在疆场，身膏野革。他日抗战胜利，你作为抗日名将，乘舰过吴淞口时，如有波涛如山，那就是我来见你了。”

世间对这场战斗涂抹了各种通俗或商业化的亮色，是一种公众倾向的抒情。还是那句话，危难时刻，共识抵万金。

我们看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，恰恰在看故事怎样讲到历史之外，怎样虚构，又怎样抒情。就像本片摄影师曹郁所说：这部电影不是一段历史，而是一首诗，它的标题是“最黑的夜，最亮的光”。

它要讲的应该是：一群人的牺牲，怎样在四天里，为一个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自信。这样的牺牲，总会唤起更多的希望。保护好这个共识的意象，也是一种真实。